很快，两人重新坐下。

等洪承撰坐定，杨振随即对他说道：

“洪先生客气了。辽东辽西本是一家，我这边收其东藩，是断其一臂，你们突袭边外那些北虏部落，同样也是断其一臂。

“虽然清虏眼下仍有科尔沁、喀尔喀等蒙古部落可以引为臂助，但属于外藩，其地甚远，缓不济急，清虏腹心之地其实已敞开于我大军面前。

“如今，金海镇现在已经拿下辽阳城，清虏盛京以南方圆数百里对我们来说并关山险要阻隔，我大军随时可以进兵，之所以没有这么做，就是在等洪督师与祖大帅率领辽西大军前来，与金海镇兵马共襄灭亡清虏之盛举。

“而且，前不久，我金海镇已经将联合辽西、辽东各路兵马之全力，犁庭扫穴、共取盛京的全盘谋划，连同金海镇与清虏辽阳大战的捷报，送往了山海关兵部分司，算算日子，此时此刻，想必圣上也该知道了。”

杨振其实并不想太早报捷，尤其是在关内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，他宁愿凡事低调一点，免得再被崇祯皇帝或者朝中大臣给惦记上，再从他这里往关内调兵。

但是考虑到接下来收复沈阳的既定策略，特别是收复沈阳之后的各种后续计划，反复权衡之后，他还是下决心向朝廷报捷。

并且借助报捷的机会，他向皇帝和京师朝堂提出了下一步“东西并进，收复全辽，犁庭扫穴，永绝后患”的建议。

这样做，一方面有“示弱”的意思，表示自己并没有独立收回沈阳并灭掉清虏举国之力的能力；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表态，表示自己并没有独占辽沈，或者将清虏“盛京”宫室财富据为己有的打算。

当然，这样一份奏报，也是为将来收复沈阳后继续北上用兵埋了一个伏笔，避免京师朝堂突然调他入关。

不过杨振的这个做法，却也造成了一些“误解”。

不论是京师方面，还是辽西方面，都误认为，杨振这是在试图通过京师方面，给辽西方面施加压力，以促使辽西方面尽快出兵，加入决战辽沈的进程。

事实上，就在洪承撰、祖泽润从锦州出发前一天，京师朝堂已经给锦州方面下达了最新的旨意，严令他们必须尽快出兵攻取广宁，然后与杨振会师，以共取沈阳。

对于辽西兵马放着广宁城不去收复，而是一再出击边外的做法，崇祯皇帝和京师朝堂之上一直争议不断。

一些人认为，先易后难是对的，北虏是清虏的附庸，是清虏的帮凶，先期攻灭或驱逐边外的北虏部落，是在剪除清虏的臂助，对于最终灭亡清虏、收复辽沈非常重要。

但是，也有一些人认为，洪承畴、祖大寿这么做，是在避重就轻，是在用攻打没什么威胁的北虏部落来应付朝廷，来糊弄皇帝，以掩盖他们在收复辽沈问题上的无能。

尽管他们在攻打北虏部落的时候，取得了不少胜利，收回了不少塞北的土地，可那都是没用的土地，既不能派官治理，也不能收取赋税。

这是在浪费朝廷的兵力，浪费朝廷的钱粮。

他们应该去打广宁，像杨振那样去收复被清虏占据的辽土，而不是去打原本就是荒蛮之地的塞北部落。

而崇祯皇帝本人的想法，则一直在这两种论调之间左右摇摆。

一段时间，他觉得前者有道理，认为循序渐进是对的，做事不能太急切了。

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又会觉得后者有道理，认为辽西那么多兵马集结在那里，却不肯再往东一步，一定是怯敌避战。

事实上，也正因为崇祯皇帝本人这种左右摇摆的态度，才让洪承畴和辽西各路人马敢于并力向西，而不是去打广宁。

不过，最近杨振在辽南的连战连捷，尤其是收复辽阳城、斩首孔有德的捷报送入京师之后，崇祯皇帝终于不再左右摇摆了